7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文化研究院联合发布了《文化蓝皮书：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
《蓝皮书》提到，过去百年中，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乡土中国”快速消解，在当前演变成新的“城乡融合中国”，“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落脚基层社区重塑家园意识，是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双焦视点。”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文化蓝皮书：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是第一本，发布同日，新一期的《蓝皮书》也同步开始筹备。
我国首部乡村文化蓝皮书。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现代乡村文化经历四次转型
现代化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以农耕为本的“乡土中国”不断消解、变迁，现代乡村文明在探索中孕育发展。《蓝皮书》认为，百年现代化中，中国的乡村文明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城乡二元中国”“城乡两栖中国”到“城乡融合中国”的范式转型。
《蓝皮书》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介绍，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存在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乡村文明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许多地区许多领域出现解体的征象，但其整体形态和特质尚得到保持。其基本范式可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来概括，其支配性特征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伦理本位’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进入新一轮变迁，王立胜说，“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城乡二元中国，乡村被纳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总体进程中，国家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国家大叙事覆盖了地区、村落乃至家族的小叙事，传统乡村文明由显性的系统性存在蜕变为隐性的碎片化存在。”
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按下快进键，王立胜说，“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城乡两栖中国，数以亿计的乡村人口以‘农民工’的身份奔波于城乡两地，迅猛提速的城镇化进程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改变了乡村世界整体的空间形态和人口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全局全域性的‘建设性破坏’。”
2012年以来，我国将全面脱贫、乡村振兴作为政策重点，10年来，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中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乡村振兴踏入快车道，“我们认为，从2012年至今，以及未来15至30年，可以界定为乡村文化变迁的第四阶段，也就是‘城乡融合中国’的阶段。”
乡村发展逻辑发生断裂
数千年传统社会中，数以百万计的村落构成了中国农耕社会的基础，《蓝皮书》指出，农耕社会中，“生产生活形式和精神世界总体上都像生物有机体演化那样缓慢变化着，其缓慢程度通常是‘三代人的记忆’难以觉察的，为此可以将这个渐变逻辑称为‘有机体自然演化的逻辑’，它不仅适用于我国古代的乡村，也适用于那时的城镇。”
然而，过去百年间，这一模式被打破了，尤其是近四十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跃升至63.9%，年平均增速达1.1%，2000年至2020年，年平均增速更是超过了1.3%；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85%。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压缩性”特征。用四十年就从世界最大的乡村大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城镇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巨变速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但同时，也使得城市的逻辑逐渐进入乡村，《蓝皮书》认为，越来越多的乡村日益受到“功能性-模块化-嵌入式的空间生产逻辑”的支配，“这种结构置换逻辑原本属于GDP崇拜的功能主义城市，它往往会忽略一个地区历史文脉的连续性，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时间的结构置换逻辑’。如今，这一反时间的逻辑正在覆盖越来越广大的乡村区域，这使得我国现代乡村与传统乡村在发展逻辑上出现巨大断裂。”
城镇化下的“空间折叠”和“人口多元”
高速城镇化不仅改变了乡村文化的发展演变模式，也在不断改变传统的村落布局、人口结构等。
《蓝皮书》指出，高速城镇化在我国形成了“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具有明显动力学结构的区域城乡层级体系。在每个体系中，城镇化带来了“涡旋效应”，拉大了城镇与乡村、乡村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引发乡村世界的“圈层空间折叠”。“在不考虑政府扶持、外来投资或互联网产业的个案条件下，乡村距离作为涡旋中心的城市越近，其空间折叠现象越明显；距离越远，其空间折叠相对不明显。”
张家口赤城一个小山村。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何谓空间折叠？《蓝皮书》认为，“空间折叠”现象，包括有形的村落格局与建筑设施等空间形态的改变，也包括村落整体形态属性的更易，例如变为城镇社区、城中村、合村并居社区或“荒村”。同时，“空间折叠”也涵盖了人口流入与流出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蓝皮书》指出，“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乡村中，人口结构将会从单一的世居群体，转变为混合的多元群体，乃至最后从结构形态上与城市社区毫无二致。这一切乡村世界的新常态，为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的塑造，设定了迥异于传统乡村文明的历史条件。”
重塑“家园意识”与治疗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新的“城乡融合中国”时代，乡村文化应该是怎样的？又会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蓝皮书》指出，“使乡村民众文明起来”，应是我国当下和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最高任务，并以此为目标，为世界创造和提供一个“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的文明典范。
乡村文明建设的重点，应落脚在以村庄为代表的基层社区，因为它是重塑人们“家园意识”的平台。同时，也要关注到县域这个特殊的区域，县域是城乡融合的关键点，也是文化建设支撑点。因此，《蓝皮书》认为，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落脚基层社区重塑“家园意识”，是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双焦视点。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病、内卷、精神内耗等，正在成为当代城市居民普遍关注的问题，《蓝皮书》认为，城市病唤起了人们对精神世界中“家园感”的渴求。“城乡融合”的最终境界，恰恰是让城市与乡村互为“异度空间”、互为“异类生活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乡村和城市作出自由的选择。“乡村性是乡村独有的、能够满足人们幸福感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对于大都市的生活具有明显的治疗意义”。
“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应包含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文明化、重组乡村文化元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蓝皮书》主编之一、山东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王邵军说，“城镇化的过程中，传统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空间形态发生了改变，在今天乡村振兴中，需要进一步让乡村变得更加文明化，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乡村环境的文明舒适度，发掘和创造性发展乡村文化遗产，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也满足现代人对乡土、乡愁、田园、家园等传统乡村生活景象的想象和体验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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