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时前瞻性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这一论断凸显了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的战略意义，以及其对促进新型文化业态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时隔四年，2024年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一道“融合命题”，即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新经济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产业是最适合数字技术应用的领域，两者具备高度适配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强调了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数字技术不仅能够推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还能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并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如数字娱乐、虚拟现实、在线教育等，成为了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未来产业中的文化创意领域，如数字艺术、文化旅游、文化科技等，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些新型业态的崛起，不仅为文化产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社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新型文化业态对创新能力和技术技能的需求更为迫切。从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到数字技术的运用，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的理论框架中，创新被赋予了一种突破传统思维的“求异”特质，它不单是一种思维活动，更是一种实践过程。认为其涉及对“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种对“生产函数”的重新定义，使得创新理论不再局限于技术创新的范畴，而是拓展到了更广阔的经济活动领域。通过这种视角，熊彼特为理解创新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框架。波特在产业发展方面深受熊彼特的影响，强调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的意愿与实践能力。波特认为，通过增强产业边际成本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在效能，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与依赖自然资源消耗（例如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的要素驱动模式，以及依赖高杠杆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投资驱动模式相比，创新驱动显示出其特有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因此，将动力机制转变为以创新为主导，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激发市场活力，对于构建国家和区域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这种转变不仅能够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还能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强调创新是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与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创意的深度融合，不仅重新定义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也扩展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播路径。比如，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不仅极大提高了文化产品的触达率和互动性，还推动文化产业价值链的重新配置，通过跨界合作和生态系统的建设，促成了更加复杂和有机的产业网络结构。因此，视数字技术为文化产业的创新驱动力，不仅有助于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助力于文化与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产业的全面升级和持续发展。
文化产业与技术创新的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涉及到产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①文化产业的内生生长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技术创新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生产工具和方法，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和高质量发展。同时，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升级，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要求文化产业不断创新以满足市场需求。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数字化转型，文化产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竞争力；②文化产业的外生协同创新则更多地依赖于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建立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可以有效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同时，政府政策的支持也是推动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制定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可以为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将自主创新定位为构建和保持产业的市场优势以及持续的本土化过程的关键。并指出创新不仅是知识积累与转化的结果，更是内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通过技术创新，区域产业得以沿着价值链向高端发展，实现优化和升级，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基于产业演变的理论视角，学者王少永等人将内生技术驱动力视为产业演化的核心因素，并详细阐述了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产业演变路径，这一路径包括从新兴产业到主导产业，再到支柱产业的三个发展阶段。霍国庆等人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演化机制研究中，将产业分为了常规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三个类别。并且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提出自主创新对产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加快常规产业转型速度，将新兴行业培育成战略性产业，强化战略产业具有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更新换代，更包括了技术如何被文化产业所吸纳和应用，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扩展文化的消费边界和体验方式。在文化产业中，技术创新通常表现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趋势，这些技术的运用使得文化产品更易于传播和获取，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消费模式。例如，通过平台经济的发展，彻底变革了内容创作和发布方式。同样，长尾理论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使得小众文化得以通过互联网找到其受众，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拓宽了文化产品的市场，也促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的内部共生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上的变革，更深层次地影响了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链、创意生产和文化传承，以及数字化时代下文化产业的社会生态系统的重构和社会影响。①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链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文化产业价值链涵盖内容生产、加工、传播、销售等环节，而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这些环节更加紧密相连、高度智能化。例如音乐产业由传统的现场服务逐渐演变为实体唱片和广播电台提升服务，再进一步发展为数字音乐平台和流媒体服务。数字化技术不仅改变了音乐的创作和制作方式，还促进了音乐内容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数字化音乐平台通过智能算法分析用户喜好，为用户推荐个性化音乐内容，从而打破了传统唱片公司对音乐市场的垄断，新兴的人工智能音乐创作工具如Udio,具备快速生成、个性化创作、易用性等特征，使得即使非专业音乐人也能轻松使用，促进了更广泛的参与和创作；②数字技术促进了文化产业创意生产的蓬勃发展。在数字化环境下，文化创意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进行交流和合作。例如，全球范围内的设计师、艺术家、编剧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跨地区、跨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创新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数字技术还为创意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资源，例如，数字化绘画软件、虚拟演播室等，使得创作者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此外，数字技术也对文化传承和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数字化时代，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档和虚拟展示成为可能，这为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数字化技术，用户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亲临古老建筑、文物艺术品，促进了文化遗产的跨时空传播和交流。同时，数字技术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新的手段，例如，通过3D打印技术进行文物复制和修复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③数字化时代下，文化产业的生态系统正在发生重构，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文化消费者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不再是被动接受文化产品，而是参与到文化创意和生产的过程中。这种参与式文化生态的形成，促进了文化产业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共享，推动了文化产业向开放、共享的方向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文化产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外生协同创新是一个多维度、跨领域的复杂过程，具体指结合外部资源和能力，通过合作实现创新，最终提高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
2.2.1 产业链延伸与新业态形成是外生协同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这些新业态不仅扩展了文化产业链，还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①数字技术的引入加速了文化产品链生产分工的在线化进程。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文化产品的创意、制作、分发等环节得以在虚拟空间中实现高效整合。这种在线化的生产分工不仅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还为文化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和快速迭代提供了可能，从而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②数字技术促进了数字文化企业链上下游契约关系、市场主体关系、供需关系的创新。区块链技术为文化产品的版权保护和价值分配提供了透明且可靠的系统，确保了文化产品从创作到分发的每个环节都能得到合理的权益保障。该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强了创作者对其作品的控制权，也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分配机制和信任基础，从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创新；③数字技术构建了跨界、跨学科、跨组织的循环互动机制。这一机制突破了传统产业界限，促进了文化与科技、教育、旅游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例如，数字技术促进了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推动了文化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④数字技术优化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协同体系设计。智能化的生产管理系统、个性化的推荐算法、虚拟化的体验空间等，都是数字技术为文化产业提供的新发展模式。同时，协同体系设计也更加注重开放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
2.2.2 跨行业合作与生态系统构建也是外生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
数字技术的重要性在于打破了传统文化行业间的壁垒，促进了资源共享、创新共建和市场共赢的多方合作格局。文化产业与其他行业如旅游、教育、媒体等的合作，形成了跨行业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通过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优势，共同推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例如，文旅行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融合，不仅推动了新的消费模式，也为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①数字化内容创作与管理的深度实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内容数字化，更是通过智能化、个性化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捕捉和反馈，从而推动了内容生产与用户体验的全面升级；②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度发展不仅提供了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更是通过智能算法的优化与迭代，实现了合作模式的不断优化和创新，提升了合作效率和成果；③数字化营销与用户互动的深度实践通过个性化、情感化的营销策略和互动体验设计，实现了品牌与用户之间的深度沟通与互动，提升了用户黏性和忠诚度，为品牌共建和市场开拓提供了有力支持。
2.2.3 政策驱动与资源整合在外生协同创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政策是推动文化产业外生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政府部门通过发布指导意见和政策文件，优化了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如《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以及文化和旅游部推动数字文化产业技术创新需求的集聚和共性技术研发应用。这些政策不仅提供了方向，也为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合作平台。同时，政策还鼓励资源的整合，如将公共文化资源上传到云端，实现资源的共享和高效利用。此外，政策还强调了创新驱动的重要性，鼓励企业加强内容原创和技术研发，以构建新的产业体系。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创新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过程。一方面，技术创新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应用和推广。同时产业链延伸和新业态形成、跨行业跨领域合作与生态系统构建、政府政策驱动与资源整合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了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技术创新、市场需求、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入手，构建一个开放、协同、创新的文化产业生态系统。
3.1 新型文化业态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及应用实践
数字技术引领的新型文化业态发展是一个多维度、跨领域的复杂过程，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驱动等多个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详细分析这一主题。①数字技术是推动新型文化业态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字技术促进了“跨界融合”理念的兴起，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此外，数字技术作为促生新兴文化业态的主要动力，通过提供文化产品原料、丰富文化产业资源等方式，不断促生着新兴文化业态的形成；②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也是推动新型文化业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文化产业总规模持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业态层出不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了文化新业态的融合壮大发展，有助于推进“文化＋”。同时，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促使文化产业向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③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对于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为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文化业态的过程中，需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建立产业促进办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吸引培育高端创新人才；④跨界融合和集群化发展是新型文化业态发展的显著特征。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是在现有文化形态自我增长和与其他行业整合的过程中孕育而生的。这类业态体现了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以及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融合。以文化创意和创新为核心，展现出集群化发展的趋向。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新型文化业态的独特属性，标志着文化产业在创新驱动下的新方向和新趋势。“文化＋”模式的提出和实施，有利于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催生新型文化业态，大致可以分为内容型文化新业态、传播型文化新业态、交叉型文化新业态和技术型文化新业态四类。其中内容型文化新业态包括数字图像、数字动漫、数字游戏、在线文学作品、网络音乐作品、在线表演艺术、网络视频内容、数字娱乐产品等；传播型文化新业态包括数字出版物、数字播放服务和数字印刷技术；交叉型文化新业态包括数字设计、数字展览、数字旅游等领域；技术型文化新业态则包括了智能设备、体感设备和高清晰度显示屏等数字文化相关设备。科技赋能的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文化产业中的具体应用案例包括多个领域。如传统文化数字化、数字演艺、智慧旅游、展览展示、文物修复和网络直播等。这些应用案例涵盖了从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到利用最新科技提升旅游体验与文旅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通过数字化技术开设数字化博物馆和虚拟展览，不仅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输出形式，还提升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此外，保护敦煌壁画的环境监测体系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应用实例，它涉及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和文化惠民工程的创新实施。在贵州，新质生产力被用来引领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通过交通旅游、体育旅游、农业旅游和酒店旅游融合等模式和业态创新，探索“旅游＋”的多样化融合路径，以新科技塑造产业发展新价值。这种模式的成功实践，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在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案例广泛而深入，从数字化转型到科技创新，再到产业融合，都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让数字文化产业应运而生，湖南具备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良好基础和比较优势。①湖南具备优质的文化基因与文化品牌。湖南具备优质的文化基因和全民娱乐氛围，相关政府部门也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品牌培育，坚持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频共振。早在2006年，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就明确提出文化强省战略。近年来，湖南以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格局，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并驾齐驱。作为全国先行者，湖南省率先成立了省级文化资产管理委员会，旨在加强文化资源的监管与运营。同时，开创性地构建一套针对省属国有文化企业的个性化效益评估体系，即“一企一策”，旨在对各企业的社会效益进行精确的评估和分析。这些措施的实施，旨在不断推进省属国有文化企业的深化改革，以此激发文化产业的创新潜力和增强其内在发展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优化，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增值；②湖南拥有相对完善的文化产业体系。湖南正在加速探索数字文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不断增加数字技术在湖湘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马栏山又称“中国V谷”，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产业园的集群效应不断释放。湖南省为数字文化产业集群的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数字文化产业园，作为该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不仅促进了行业要素的集中整合，还致力于培养包括新媒体、数字出版、创意设计和广告制作等在内的全链条企业集群，从而推动了文化企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在推动数字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湖南省能够充分利用园区的集聚效应，吸引国内外的数字文化企业在湖南建立基地或分支机构，以此形成强大的产业发展合力。这不仅延伸了数字文化产业链，也加强了产业间的协同互动发展。进一步地，湖南省依托原有的相关基地与平台，选择具有明显文化特色和优越条件的园区建设数字文化产业集群。这一举措旨在探索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通过产业链、创新链与集群化发展的互动结合，来推动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升级。目前，湖南省已经新增了10家国家文化示范基地。这些示范基地将成为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平台，通过展示和传播湖南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现代创意的结合。有助于推动文化产业的升级，通过引入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且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资项目和高关联性企业，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从而构建创新型和品牌化一体的新型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平台，为湖南省乃至全国的数字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湖南省在推进“数字湖南”战略的过程中，其数字新基建实现了提质升级，不断夯实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算力底座”的同时，促进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紧密结合。这种融合不仅加速了传统文化产的数字化转型，包括其生产、传播和消费各个环节，还催生了众多新兴文化形态与业态。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湖南见证了数字动漫、网络直播、虚拟现实等文化业态的蓬勃发展，这些都已成为该省最具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产业。在数字技术方面，湖南省着力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制造强省”战略，深度融合互联网技术与实体经济，以促进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升级。同时，湖南省还致力于构建一个现代化产业数字体系，旨在推动“数字创新”及“数字实体”的深度融合，以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通过这些措施，湖南省力图打造一个高效、创新的产业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湖南省正致力于加速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该省鼓励领军企业创建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产业化平台，包括开源社区，并支持省级区块链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了支持这一发展，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智赋万企”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政策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整合，并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此外，湖南省还拟立法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这将有助于解决关键软件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湖南省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5G、云计算和超级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这些技术已成为推动“四算一体”新引擎建设、全面塑造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关键动力。通过这些先进的数字技术，湖南省正加速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湖南省也在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例如，通过利用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湖南省致力于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推动产业从传统的“制造”向“智造”转变。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也为湖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3.2 湖南具有优质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能够充分释放数字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效应
湖南省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科技服务体系，以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关键要素支撑体系。该省特别强调构建健康的数字文化生态系统，并致力于提高文化事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湖南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号召，在湖南省“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出“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构建数字视频全产业链”。通过实施“数智＋湖湘文化”战略，推动文化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也增强了文化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同时，湖南省还依托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等创新平台，加快数字视频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这些措施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科技文化融合支撑体系。湖南文化产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型产业业态。在提升文化事业服务品质与能力方面，湖南省通过实施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工程，不断扩大文化产业有效投资，并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湖南省致力于提高服务水平和优化发展环境，实施了针对数字文化企业的高新技术培训和认定计划，并且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核心服务机构的培育和认定，为其提供技术创新支持，协助企业增加发明专利申请，以及提升品牌能力。湖南还推出了众多“助力工程”，包括对文化产业园区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些工程专注于解决制约数字文化行业发展关键技术难题，并通过重点攻关，力求实现技术突破。湖南还致力于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民营数字文化企业，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对接，帮助这些企业快速成长，成为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湖南省还注重培养和引进文化科技领域的专业人才，培育相关数字文化产业人才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利益联结机制，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在数字化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数字科技对文化产业内容创新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通过技术的合理应用，文化产业可以实现内容的创新、体验的升级和传播的优化，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①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应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先进应用，开发智能化创作辅助工具。该工具能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并模拟文化内容的创作规律，从而辅助创作者生成创新性作品；②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帮助文化产业捕捉市场动态和消费者行为模式，为内容创新提供数据支持。通过挖掘和分析用户数据，文化企业能够精准把握市场趋势，实现文化产品的定制化生产，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为文化产业的市场洞察提供了科学的决策支持；③云计算技术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弹性的资源配置，降低了文化内容生产的技术门槛和成本。云平台的协作功能，也为跨地域、跨文化的团队合作提供了便利，加速了文化创新的进程。同时，区块链技术引入文化产业，为文化内容的确权、授权和交易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其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特性，为文化作品的版权保护和公平交易提供了技术保障，从而激励更多的文化创新内容的产生。此外，结合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文化内容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社交媒体的网络效应，使得文化产品能够迅速触达广泛的用户群体，增强了文化内容的社会影响力。交互式设计的理念，强调用户参与和体验，是提升文化产品吸引力的关键。数字科技可以使文化产品更加互动化，如在线游戏、互动电影等，用户可以参与到内容的创作和决策中，这种参与感和控制感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新消费时代，大众消费理念更注重情绪共情、文化共鸣和精神共振，如何与消费者共情，已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议题。
4.2.1 深入分析当前文化消费的趋势和特点，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
个性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体现在对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定制化追求上，涉及多样性、独特性和个性化定制等方面，包括定制化体验、参与感与互动性、个人情感共鸣以及文化身份认同。
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数字原住民消费群体即将成为主要消费力量，其对数字文娱等在线文化内容的追求和需求正在显著增加。随着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这一群体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越来越去，对新兴领域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个性化文化消费不仅是一种市场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表达和个性追求的方式。因此，应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市场调研，深入了解消费者偏好，开发出更具个性化和创新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文化企业开展创新项目，尤其是那些能够结合地方特色和现代消费需求的融合性项目。
4.2.2 重视文化消费新场景的构建，尤其是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大背景下
新场景的打造不仅能够提供新的消费体验，还能够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湖南长沙瞄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的新型城市体验需求，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融合，围绕年轻力、首店潮和国潮风等不断创新，引发消费者物质与精神双重共鸣，融合饮食文化、娱乐文化和夜经济文化等，赋予消费以文化属性，成为中国消费升级样本窗口。同时，重视并改善购物街区中被忽视或人流稀少的区域，将其改造成吸引更多消费者的新空间。鼓励在城市公共空间、旅游景区等地方设置文化体验区，让公众能够近距离感受文化的魅力。促进网络IP和线下平台的融合，孕育全业态以及兼具文化与商业的年轻力地标。
4.2.3 支持文化企业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等技术，创造沉浸式和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
注重打造地方特色文化消费品牌和探索文化消费新模式，尤其是线上文化消费的发展。通过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方式，鼓励文化企业开发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如在线演出、数字博物馆、网络文学等。在推动文化消费的同时，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的监管，确保线上文化消费的健康有序发展。
新型文化业态的强劲发展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文化扎根、技术适用、自由创意和良性竞争的生态环境。同时，需要建立一个持续开放且包容创新体系从而更好地链接国际创新数字文化产业网络。在构建生态体系时，模块化设计扮演着核心角色。无论是在线文学还是PC游戏等不同的文化产业皆具备显著的模块化特质。针对产业链上具体的环节，可以通过企业间的交易和协调从而搭建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合作机制，从而有效地激发网络效应，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最终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生态的运作方式革新。紧抓当前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契机，加快推动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核心内容的合理与必要转化创新，从而在数字科技驱动下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注重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力。生态环境的营造强调了各个生态主体之间互融共生以及专业化合作，这是推动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时代，各生态主体不仅要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也要为整体生态环境的竞争力的提升做出贡献。这就需要将政府、企业、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等多方力量融合起来，共同构建数字文化的生态体系。在数字生态体系的核心层面，文化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战略决策对整个生态体系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为了服务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引导文化企业进行创新性的战略决策。从支撑层面来看，需要重点培育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产业项目，并且利用领军企业的内在优势来创建自主的文化品牌。此外，还应当鼓励科技企业与文化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文化产业链的优化与重构，以及文化产业的综合发展。在数字文化生态体系的外围层面，制度和政策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需要加强法律法规的监管力度，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进生态外部环境的健康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文化数字生态社区。此外，通过互融共生的模式，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有助于推动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创新，而高水平的数字文化产业人才是创新的核心，通过培养具备先进技术、创意能力和行业洞察力的人才，有助于推动新型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①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考虑层次覆盖，还需注重专业化和个性化。在培训方面，不同层次的人才应接受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的教育，以适应文化产业快速变化的需求。此外，培养过程中应强调跨学科的融合，以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多元技能的文化产业人才。例如，跨领域的课程设置和项目合作可以促进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从而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②人才引进政策应当注重优质人才的吸引和留存。除了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外，政府可以考虑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例如提供住房补贴、税收优惠等福利，以增强对文化产业人才的吸引力。同时，政府还应积极推动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经验，促进本地文化产业人才的国际化水平；③建立行业认证制度和职业评价体系是提升文化产业人才素质的重要举措。这一制度应当建立在对行业需求和人才技能的深入分析基础上，明确不同职业的职责和技能要求，并通过权威机构认证，为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化的职业发展路径。此外，要加强人才高地制度建设，完善优秀文化新业态人才信息库，实行“双轨制”人才评价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育方案，打造业态人才群体的差异化培养路径。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和课程体系，为从业人员提供多样化的培训选择，以满足其个性化的职业发展需求；④产学研用结合是推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产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方资源有机整合起来，共同参与人才培养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还可以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作者：叶紫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科学管理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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